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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曙明:在我的歷史書中,我只是一個旁觀者

來源:深圳晚報    信息員:    更新時間:2015年05月04日

  

  

  《重返五四現場》[增補版] 葉曙明 著 九州出版社 2015年5月出版

  

  深圳晚報記者 崔華林

   

  6年前,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作家葉曙明推出《重返五四現場》一書。他在書中將1895年的公車上書視為“五四”時代的起點,又將陳炯明評價為與梁啟超、陳獨秀并立的新文化運動三個代表性人物之一。一時不解與贊譽聲皆有,何亮亮、解璽璋等多位著名評論家推介該書。

   

  6年后的最近,葉曙明在最新出版的增補版《重返五四現場》的序言里談到,公車上書與戊戌變法是首次把知識分子的訴求引向對國家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但再版時,葉曙明直言他不再關心五四運動的起點,卻更在意我們什么時候才能走出五四時代。

   

  近日,深晚記者專訪葉曙明,隨他一道重讀“五四”歷史,尋找更多新的感悟。

   

  新文化運動可視作一種理論補課

   

  深圳晚報:我們對五四運動有很多認識,您覺得這認識中是否存在誤讀?

   

  葉曙明:“五四”是一段歷史,這段歷史是由當時的各式人等共同創造的,因此,你從任何一個不同的角度去看,都會看到不同的“五四”,得出不同的結論,所以不存在什么誤讀。有人說它是啟蒙運動,有人說它是愛國運動,有人說它是青年運動,有人說它是全民運動,有人說它是民主自由,有人說它是暴民政治。這是因為每個人看歷史的角度不同,想達到的目的不同,所以各說各話,誰都沒有誤讀,只是各取所需而已。

   

  深圳晚報:這本書的副標題是“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為何將1919年定為國家的“青春記憶”?

   

  葉曙明:1919年,距離中國推翻帝制、實行共和制不過8年,甚至只是幼兒期,還不到青春期。但在短短的8年里,已經出現了兩次帝制復辟,而且南北陷于分裂。這說明1912年的共和制是有點倉促上馬的,是早產的,是缺乏理論準備,缺乏全民共識的。新文化運動可以視作一種理論的補課。各種主張、各種主義,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經過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之后,要在中國公然復辟帝制,基本上是不可能了。這就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主要功績。

   

  深圳晚報:余世存曾說“五四運動是一個混亂的狀態”。您在這混亂中拎出兩個詞統領全書,一個是上篇的“啟蒙”,一個是下篇的“救亡”,這是概括五四運動的關鍵詞嗎?

   

  葉曙明:正如余世存所說,那是一個混亂的時代,或者說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任何想用簡單的幾個概念把它歸納起來,都會有捉襟見肘、詞不達意之感。這也正是那個時代的魅力所在。我用這兩個詞劃分上下篇,不是要定義那段歷史,而只是想傳達一個意思:這是兩個不同的“運動”,是歷史的一個拐彎處。至于是把上篇命名為“新文化運動”,下篇命名為“五四運動”;或者上篇為“百家爭鳴”,下篇為“二元革命”,均無不可。

   

  歷史的有趣之處多在細節

   

  深圳晚報:書中文章讀來生動,確有“現場”之感,但若論重返,如何撥開近百年前的歷史迷霧確保其真實性?

   

  葉曙明:歷史本無所謂絕對的真實,別說歷史,就是當下發生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絕對的、終極的真相。出現這樣的情形,不一定是人們刻意回避真相,而是每個人視野有限、角度各異,看到的歷史必然是不同的。盲人摸象,說大象就像一根柱子,并不絕對錯,這確實是從他的角度得出的“真實性”。但問題是還有其他角度,如果說大象的某一部分像一根柱子就對了。因此,我覺得可怕的不是沒有找到終極真相,而是被迫接受這就是唯一的真相。

   

  深圳晚報:您在書中有大量的細節、語氣和形容詞等,是否加入了您的主觀想象?如有,您在寫作時如何處理主客觀的關系?

   

  葉曙明:在我的歷史書中,我只是一個旁觀者的角色,也就是五四青年上街游行時,在馬路上歡呼鼓掌,如同矮子看戲一般喝彩的人物。我所看到的,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我也不指望能夠看到全部;我的理解肯定也是非常受個人學識、修為、表達能力的局限。主觀想象是絕對免不了的,任何人寫歷史都免不了,《史記》里也有不少是主觀想象的東西,細節、語氣、形容詞等,比如司馬遷寫荊軻刺秦失敗,現場感就很強,“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司馬遷看見荊軻笑了?聽見荊軻罵了?他怎么知道荊軻是箕踞而坐,而不是躺在地上?

   

  人類大概還沒創作出一本純客觀的,不含作者主觀想象的書來。下筆的時候,忠于自己所看到的那一部分歷史,忠于對自己所見之事的想象,就可以了。至于作者從自己的角度、在自己可及范圍外所看不到的那一部分歷史,誰也無法苛求。

   

  深圳晚報:您寫作了不止一本“現場”書,還有此前的《國會現場》、《重返辛亥現場》,似乎您很青睞用“重返現場”講歷史?

   

  葉曙明:在我的書中不想探討理論問題,也就是說,不想從理論上作出什么結論。我承認,理論是我的弱項。我沒有讀過大學,沒有受過學院系統的理論訓練,缺乏深奧的理論詞匯和高屋建瓴的理論高度,當然,我不覺得這是什么壞事,甚至可能是好事也不定,少了很多束縛,有更多關注細節的余暇,也許這有點“低級趣味”,但歷史的有趣之處多在細節,在低級之處。我只是把我從我這個角度看到的歷史說說而已,希望在故事上能自圓其說,在邏輯上能說得通,就滿意了。

   

  歷史沒有什么偶然因素

   

  深圳晚報:書中以廣東人梁啟超當作五四運動開端,以廣東人陳炯明終,廣州地域文化特色很濃。廣東文化入手的角度,大概跟您對該領域的研究有關?

 

  葉曙明:肯定是有關的,如果沒有關,我怎么知道有個梁啟超,怎么知道有個陳炯明?如果不以人來劃分,我也可以說,新文化運動是以戊戌變法為起點,以接受了蘇俄理論的革命政府在南方建立為終點。但恰好在這兩個節點上,都與一批廣東人有關。這大概不算是“從廣東文化入手”吧,如果我從蔡元培寫起,就是從浙江文化入手嗎?

   

  其實把五四運動與戊戌變法聯系起來看的,我不是第一人,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就稱戊戌變法是改革中國文明的第二階段,五四運動是第三階段。只不過我把推動這些“階段”發展的那些人的地域背景拎出來,強調一下,讓人多一個看歷史的角度而已。

   

  深圳晚報:看到一段評論,“要是沒那個“后記”里透露出來的書生思維,葉曙明先生的著作就會厚重。可在最后一部分中,葉曙明先生突然激動起來,居然寄希望于歷史的偶然因素匯聚成必然因素(這種想法在馬克思主義那里非常盛行)。”文章作者同時認為您的這本書未能擺脫“盛行進化論和盲目樂觀情緒”。您的看法如何?

   

  葉曙明:很感謝這位讀者的評論。不過說實話,正如我剛才所說,理論是我的弱項。我不太懂什么進化論和這主義那主義的。但如果這本書確實是厚重的,我相信不會因為三兩千字的后記,就把它變輕薄了。偶然因素、必然因素,這些都是趣味性的詞匯,不必太過拘泥。如果一定要認真地說,我倒覺得,歷史沒有什么偶然因素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從今天回過頭看,是各種小的必然因素匯聚成大的必然因素。

   

  至于樂觀情緒,我不知道這位讀者怎么知道我是盲目的?不妨再進一步問:這世上有盲目的人嗎?其實沒有,大家都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根據自己的認知去思考、選擇,從沒有什么“盲目”之說。我對歷史其實無所謂悲觀,也無所謂樂觀,只是覺得該走的彎路,一步也不會少走;這個苦難民族該經歷的東西,一件也不會拉下。

   

  最后要說明的是,作者本人所寫的序言、后記之類的東西,其實往往可以不必細看,很多時候是出版商出于功利的考慮,要么是為市場,要么是為其他目的,而希望作者寫這么一個東西。如果幾千字就能寫清楚,何必寫這么一本書?

   

  葉曙明

  作家、學者。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著有《山河國運》、《大變局:1911》、《國會現場》、《草莽中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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